反抗赐予我们自由（反抗现实内心向往自由）

1776年的北美，莱克星顿的枪声已经响起，大陆会议的代表们也正在进行关于殖民地前途的热烈讨论，波士顿的英军被北美民兵们围困也达到了半年之久。在众多独立派领袖的推动下，美洲殖民地正逐步变得风起云涌，独立的呼声愈来愈高。但无论如何，大多数民众根植于内心深处的传统思想是很难改变的，虽然说推动历史进步的是人民，但是若没有拥有先进思想的革命家的领导，广大人民是很难走出第一步的。

因为北美殖民地的民众毕竟大多数都是来自英国移民的后裔，而且大英帝国一百多年来的统治早已深入人心，国王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对于这十几年来政府对殖民地政策的步步紧逼在大多数人的心里并不怨恨英王乔治三世，他们认为这是可恶的内阁瞒着国王的行为，正所谓“当今圣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蒙蔽了。”因此一方面起来反抗，一方面又寄希望于乔治三世能把居心叵测的内阁大臣们免职，并且取消十余年来的压迫政策。

当今圣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贪官蒙蔽了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埋怨普通民众的思想落后，毕竟在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只是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只要今天的生活比昨天略高一点，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天赋人权、民主自由什么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几千年来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了，不也是活的好好地吗？况且革命什么的要冒着多大的风险啊，那是要掉脑袋的！能够安稳的活下去不好吗？至于没有人权、受欺压凌辱，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别人能忍我也能忍，有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

即使是那些最终推动历史进步的大人物，他们大多数在开始的时候也不愿意去走出第一步，去完全改变旧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只是希望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改到自己能够忍受就可以了。

跪着生和站着死，该如何选择？

不要认为这是在胡说，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华盛顿、富兰克林等开始的时候都是彻底的亲英派，只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改变立场的。至于一百多年以后的东方“国父”孙中山先生，也曾上书大清帝国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希望能够得到重用来改变社会，在遭到拒绝乃至走投无路之下才流亡世界，立志推翻大清王朝的。

因此在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司令的酒会上，大陆会议的代表们一方面祝华盛顿马到成功、击败大英帝国的军队，同时又举着酒杯“为了国王陛下的健康，干杯！”也就不奇怪了；富兰克林在帝国内阁遭受侮辱之后从亲英派变成了独立派，但还是提出了英美双方和解的建议；而坚持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杰裴逊在给移居英国的好友、堂舅约翰.伦道夫（佩顿.伦道夫的哥哥，最忠实的亲英派成员，因为反对殖民地的抗英斗争而移居英国）写信说：“我宁愿在适当的条件下依靠英国，而不愿求助其他的任何国家。”

华盛顿：“为了国王陛下的健康，干杯！”

是的，几乎是最激进的人也不愿轻易的谈论独立，他们更多时候是希望通过抗争获得更多的利益。为此他们或大声疾呼、或慷慨激昂、甚至在战场上打的你死我活、血肉横飞的时候，都不忘留下一条和解的道路。

但1775年8月的乔治三世发布的皇家宣言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宣布北美十三殖民地处于叛乱状态使得英美两地再无和平可能。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与大英帝国的关系，开始考虑独立的可能性以及后果。但即使如此，他们的心中仍然存在一个障碍，因为反叛这个词但在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一个褒义词。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写了一本书，扫除了人们心中关于反叛的障碍，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常识》，而这个人就是托马斯.潘恩。

托马斯.潘恩

相对于殖民地众多的移民后裔来说，潘恩是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人，他1737年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在1774年的时候才来到北美，之前在英国的时候由于家庭贫困只上过中学。青年时期当过教师、店员、税吏等，屡遭失业和饥饿的威胁。1765年潘恩在列易斯郡当税吏时就关心政治，1772年写了小册子《税吏事件》，描写英国税吏的苦恼，揭发国王及贵族们对下层民众的压榨和漠不关心。是的，即使是属于国家公务人员的税吏在生活上都朝不保夕，况论那些完全处于最底层的普通民众了。1774年4月，潘恩因有“反政府”思想被免职（因言获罪的代表！在专制国家，许多时候有一些事不要说去做，连想一想都不可以，都有可能被扣上“反政府”、“反国家”的帽子），同年10月，生活无着的潘恩被作为契约奴（因身无分文自愿卖身来支付路费的欧洲白人，曾经一度是北美殖民地奴隶的主要来源）来到美洲，在费城担任《宾夕法尼亚》杂志的编辑，写了不少关于时事的文章。但其时的北美已经是风起云涌，殖民地与英国的矛盾空前激化，潘恩看到北美民众在反英斗争中存在的最大弱点是目标模糊，也就是说人们愿意战斗，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而战斗，大多数的人仍然对英王抱有幻想，留恋帝国对殖民地的统治。

一个人做事如果没有目标，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那么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样一个集体如果没有目标，或者说不知道目标是什么，那么就是一盘散沙；但是如果目标错误，那么引起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南辕北辙永远不可能达到目的地；“拉社会主义的车，走资本主义的路”是永远行不通的。

一个人如果极力宣扬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那他就是做好了干任何坏事的准备

况且就如在文章的开头所讲的那样，一个人如果习惯了某种生活方式，不论这种方式对此人是好还是坏，有没有侵犯他应有的权利，他都会对已经习惯的旧有生活方式留恋不已，并且高声的唱着赞美歌，歌颂将自己关在笼子里的主人没有将他放出去经历风吹雨打、保护他不受到阳光照射的伤害。

一个人跪久了，是很难站起来的，即使你强制性的割去他头上的辫子，他也会哭着喊着将割去的辫子藏在家中供起来，期待着某一天能够接在自己的头上跪倒在地山呼万岁。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刚刚来到殖民地的小人物（即使担任杂志社的编辑，但潘恩仍然是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契约奴），为了鼓励北美人民破除对国王的幻想，把思想感情从依附于国王转到独立之上，争取杰裴逊、亚当斯等人广为宣传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使得北美的革命运动不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于是他拿起了手中的笔，写下了《常识》。

托马斯.潘恩：《常识》

是的，推动历史进步的更多时候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广大民众，也不仅仅是大人物，有时候也会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甚至是一个奴隶。

（在美国独立最关键的时候，一个契约奴隶托马斯.潘恩写了一本书《常识》打消了殖民地民众对反叛的顾虑，推动了美国的独立进程。欢迎关注本账号，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介绍《常识》对殖民地民众的影响和《独立宣言》的诞生，了解美国的建国过程。）